2006年，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当时还在担任教育部学位办主任的工作。那时他曾写过一篇题为《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式创新》的文章。当时的他也许没有想到，几年后的今天，“协同创新”一词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

    彼时，杨卫笔下的“协同式创新”与如今的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。“当时我只是讲到研究生教育的三方面：导师、学生和学校培养环境，这三者是协同的，也是三赢的，但那时的我没有考虑其他方式的协同。”杨卫表示，现在提的“协同创新”的观念是更为宽广、更为深刻的，其中有些问题得到了深化，但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存在困惑。

协同创新更须输出人才

在杨卫看来，目前的协同模式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种：

    第一种是军队打仗式的一体化模式，即所谓联合作战或协同作战。这种模式需要一个相当于“三军参谋长”的角色对联盟成员进行指挥，从而大大提高其联盟成员的“战斗力”。

    第二种属于双赢式。比如一些高校与地方组成的合作机构。在这种机构中，创新所涉及的所有要素都被组合起来。一般而言，他们不进行一体化，但是各个元素组合在一起时，还是能够实现一种协同。

    第三种则是联盟式，比如C9联盟。杨卫表示，这种模式会有不同的协同形式，需要把握不同的协同创新内涵。联盟模式没有“三军参谋长”的指挥，而应该是开放和互联的。“这种模式下的协同创新中，研究型大学应该起主导作用，并在这一过程中，同时实现塑造知识和人才的双重目的。”

    杨卫表示，大学应该是以自由探索与协同创新并重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比。“这种产出不仅仅是知识、技术和科学，还应该人才。甚至可以说，其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协同创新的过程，要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协同创新计划和今年初教育部颁布的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之间应该是互动的。”杨卫说。

协同是手段还是目的

    不久前，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参加了一次会议。会议间隙，他和几位一同参会的高校老师闲聊了起来，其中，一位老师的话引起了他的思考。

   “我们讨论的内容便是关于协同创新的。一位老师直言，协同和创新并不是目标，不好去衡量。现在想想，这话其实有一定道理，在协同创新方面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。”杨卫说，以“985工程”为例，该工程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有一定参照系的，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。但协同创新呢，目标是什么不太清楚；协同究竟只是手段还是既为手段也为目标？好像没有太想清楚；最后，创新如何度量，是以知识或者创新增量度量还是以总量度量，没有度量的话将来如何评定协同创新的项目？这一问题似乎也没有搞清楚。

    此外，协同创新究竟该“先验”还是“后验”，同样也是未知。杨卫表示，目前相关部门的做法是学校先行实践，最终凭借实践成果，给予表彰或划拨资金。但除此之外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，及相关部门通过现行考察，如果先前规划较为合理完善，便可给予支持。两者孰好孰坏？而在评审方面，究竟是该有一个标准的模板，还是只要评审专家说你好就可以。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认真思考。